行为法学会张之楠：宋濂笔下的中日禅僧交流
作者简介：张之楠，男，1974年8月出生，汉族，山东曹县人，中共 党员，研究生学历。1995年7月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林业经济管理学院，1995年7月至1998年6月在北京林业大学工作，1998年6月任职于中国中医药科技开发交流中心，期间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任副市长。2008年6月至今任职于中国行为法学会，先后担任副秘书长、副会长，并就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张之楠，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流动站）
内容提要：元末明初的中日僧人交流，依靠宋濂的记录而保存下来。在宋濂的记载中，这个时期中日往来的僧人都是禅僧，他们一方面作为两国政府的使臣，承担了两国政府的邦交任务；一方面作为桥梁，沟通了两国间佛教和文化之间的交流。
关键词：宋濂元末明初禅僧交流
佛教僧人的往来，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元末明初因为战乱的原因，中日僧人之间的交流不如唐宋时期那样频繁和数量众多，不过仍没有中断，被称为明初文臣之首的宋濂，在著述中记载了元末明初中日僧人之间往来的事迹。其所记载的来华日僧中不乏在日本历史上影响较大者，如梦窗禅师在日本颇受镰仓幕府时期后醍醐天皇的器重；曾作为日本使臣来明的文珪禅师，也是颇受当时执政者重视的僧人。宋濂所撰的这些文章非常珍贵，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保存下了当时来华日僧的资料，后人所撰写的关于这些日僧的传记，如《补续高僧传》卷第十三《日本梦窗国师传》与《日本古先原公传》就是在宋濂这些撰文的基础上而作。
根据宋濂的记载，元末明初佛教僧人的交流、往来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作为两国政府的使臣，二是专程来中国学习佛学。第一种类型反映了中日之间的政府和贸易往来，第二种类型反映了中日之间佛教和文化的交流。
一
第一种类型的中日僧人，作为使臣起到了当时处于南北割据的日本与刚建立的明王朝之间交流纽带的作用，首先在佛教僧人交往的基础上，两国之间的政治、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开始密切起来。
明朝建立后，与日本的关系是从倭寇而起。朱元璋即皇帝位之后，相继消灭方国珍、张士诚等割据力量，他们的余部流亡到日本，与当地军事力量纠结在一起，不断骚扰山东沿海地区：“诸豪亡命，往往纠岛人入寇山东滨海州县。”
为了消除倭寇对沿海的侵扰，洪武二年（1369年）三月，朱元璋派杨载、吴文华一行七人出使日本，“诏谕其国，且诘以入寇之故”，诏谕中说：“宜朝则来廷，不则修兵自固。倘必为寇盗，即命将徂征耳，王其图之。”此时的日本处于南北朝时期，北朝由足利家族掌握实际政权，称为室町幕府时期。在朱元璋建立明朝的同一年（1368年），足利义满出任幕府的第三代将军，室町幕府进于全盛时代。由于明朝对当时日本政治情况并不了解，杨载等一行七人，将朱元璋的诏谕送到了控制着博多、大宰府的南朝征西将军府将军良怀手里。良怀对明朝的使节态度很不友好，“日本王良怀不奉命”，杀害了五位使节，杨载、吴文华被拘留了三个月以后才被放回，而且“复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
洪武三年（1370年）三月，朱元璋再次派遣莱州府同知赵秩出使日本，这次的态度是“责让之”。这次明朝使臣到达的还是良怀的统治区，“守关者拒弗纳。秩以书抵良怀，良怀延秩入。谕以中国威德，而诏书有责其不臣语。”良怀的态度也很强硬，说：“吾国虽处扶桑东，未尝不慕中国。惟蒙古与我等夷，乃欲臣妾我。我先王不服，乃使其臣赵姓者訹我以好语，语未既，水 军十万列海岸矣。以天之灵，雷霆波涛，一时军尽覆。今新天子帝中夏，天使亦赵姓，岂蒙古裔耶？亦将訹我以好语而袭我也。”元世祖曾派使臣赵良弼招抚日本，故良怀有此语。良怀要杀掉赵秩，赵秩颇有外交家的气度，不为所动，说：“我大明天子神圣文武，非蒙古比，我亦非蒙古使者后。能兵，兵我。”良怀为赵秩气度所动，“下堂延秩，礼遇甚优。”随后，“遣其僧祖来奉表称臣，贡马及方物，且送还明、台二郡被掠人口七十余，以四年十月至京。”祖来等人于洪武四年（1371年）十月到达南京，宋濂记载此次日僧祖来作为使臣来华说：“皇帝廓清四海，遂登大宝。遣使者播告诸蛮夷，俾知元运已革，而中夏归于正统。其称臣者，高句骊最先，交趾次之，流求、琐里又次之。于时日本良怀、亦令僧祖来奉表而至。”宋濂曾记载福建行省都事沈秩出使勃尼国的情状，说：“洪武三年秋八月，秩与监察御史张敬之等奉诏，往谕勃尼国……明日王辞曰：‘近者苏禄起兵来侵，子女玉帛尽为所掠，必俟三年后国事稍纾，造舟以入贡尔。’秩曰：‘皇帝登大宝已有年矣！四夷之国，东则日本、高丽，南则交趾、占城、阇婆，西则吐蕃，北则蒙古诸部落，使者接踵于道，王即行已晚，何谓三年？’王曰：‘地瘠民贫，愧无奇珍以献，故将迟迟尔，非有他也。’秩曰：‘皇帝富有四海，岂有所求于王，但欲王之称藩，一示无外尔。’”此时日本使臣还没有到达明朝，沈秩说日本使者已入明朝贡，应该只是一种外交辞令而已。祖来的入明，则意味着明朝与日本建立了邦交关系。
良怀派遣祖来入明朝贡，朱元璋非常高兴，“宴赉其使者”的同时，考虑到日本信仰佛教之风俗浓厚（“念其俗佞佛”），“可以西方教诱之也”，思以僧者为使臣，送祖来等还日本，禅师祖阐主动请缨，“天宁禅师祖阐仲猷，以高行僧召至南京。会朝廷将遣使日本，诏祖阐与克勤俱。祖阐不惮鲸波之险，毅然请行。”朱元璋“壮之”，以祖阐、无逸等八人为使团赴日，赐良怀《大统历》及文绮、纱罗。行前，朱元璋为使团制定了“以善道行化”的方针。祖阐等人到达日本时，日本发生了内乱，良怀被驱赶，新将军（据《明史》卷三百二十二，新将军名为持明，黎光明《明太祖遣僧使日本考》中指出，“持明”不是人名，而是日本北朝皇室统系之持明院系）认为祖来入明，是来中国“乞师”，就把祖阐和无逸等人拘闭起来。宋濂记载了日本内部的政变和祖阐、无逸在日本的经历，云：“先是，日本王统州六十有六，良怀以其近属窃据其九都于太宰府，至是被其王所逐，大兴兵争。及无逸等至，良怀已出奔。新设守土臣疑祖来乞师中国，欲拘辱之。”
祖阐等人滞留日本其间，与室町幕府的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取得了联系，不过主要还是与南朝的征西将军府打交道。祖阐“一遵圣训”，按照朱元璋制定的方针，“敷演正法，无非约之于善。”“为其国演（佛）教，其国人颇敬信。”日人颇服之，请之主日本天龙禅寺：“听者耸愕，以为中华之禅伯，亟白于王，请主天龙禅寺。寺乃梦窗国师道场，实名刹也。祖阐以无上命，力辞之。且申布威德，罔间内外，所以遣使者来之意。”祖阐和无逸被拘闭以后，无逸力争得免，并迫使日本新将军再次向明朝派出僧人使团，宋濂在《送无逸勤公出使还乡省亲序》文中记载其事云：“无逸力争得免，然终疑勿释。守臣白其事于王，王居洛阳，欲延阐住持天龙寺，无逸独先还。无逸奉扬天子威德，谕以祸福，必期与阐俱。王闻其志不可夺，命舆马来迎，经涉北海。时近六月，大山高插霄汉，积雪如烂银。行一月始至，馆于洛阳西山向阳精舍。执国政者，犹申天龙之请。无逸曰：‘我使臣尔，非奉帝命不敢从。王如欲阐敷宣大 法，宜同往请于朝，否则有死而已。’”新将军听了无逸的话，非常敬佩，就派净业、喜春两个僧人为使臣再次出使明朝：“议遣揔州太守圆宣，及净业、喜春二僧，从南海下太宰府，备方物来贡。所虏中国及高句骊民，无虑百五十人，无逸化以善道，悉令具大舶遣归。”祖阐和无逸的这次出使日本，在外交上可谓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此后，日本几处地方政权也多次以僧人为使臣来明，“其大臣遣僧宣闻溪等赍书上中书省，贡马及方物，而无表。帝命却之，仍赐其使者遣还。未几，其别岛守臣氏久遣僧奉表来贡。帝以无国王之命，且不奉正朔，亦却之，而赐其使者，命礼臣移牒，责以越分私贡之非。”因为在此期间，倭寇仍然不时侵扰中国沿海，所以朱元璋对这几次僧人来明的朝贡，却之不纳。
洪武九年（1376年）四月，日本再次派僧人文珪（《明史》云为圭廷用，宋濂记载为文珪，字廷用）来朝贡，朱元璋：“恶其表词不诚，降诏戒谕，宴赉使者如制。”宋濂记载了文珪此次使明事，云：“文珪近受王命，出持使节，贡方物于上国。大明皇帝嘉其远诚，宠赉优渥。”二者对朱元璋对文珪的态度记载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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