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话好好说

terkcov

有话好好说
牧村
半夜三更，一阵突兀的电话铃像一只猩猩的大爪子把我从梦里挠醒。我机械地从床上弹起来，舔着嘴边的哈喇子懵懂一阵，脑子里闪了闪《贞子缠身》的精彩镜头，踩着一地鸡皮疙瘩去抄听筒。半夜里的电话铃声会给人造成痉挛以及血液激进的感觉，而铃声背后通常暗含着恐惧，并预示着一些灾难或是噩耗，所以深夜里打断好梦的电话铃声勾起的往往不是愤怒，而是人心里无名的恐惧和一点点侥幸，人的好奇心也就在这恐惧的不明因此之前而膨胀到无限大。钱钟书在一篇散文里把这种心态称为“疑惧的希冀”，只不过，他是用敲门来做阐释的。电话是我女朋友打来的，什么话还没说，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口气叹得极长，给了我充分宽裕的时间和空间进行无端的猜想。我休眠的大脑、小脑以及里面无限丰富的想象细胞在这一瞬间全被唤醒了。接着，心里“咯噔”一下，大脑以“奔腾8”的高速把这两天晚报上的法制新闻一一地回味了一遍：色狼、抢劫、神经病、煤气泄漏、恐怖分子．．．．．．然后我一边往厨房里冲（去拿菜刀）一边问：“怎么啦？出什么事啦？别怕！有我呢．．．．．．”女友再叹一口气，不紧不慢地续道：“没事，就是睡不着，想听你说说话．．．．．．随便说说什么都行．．．．．．”于是，我无数个短暂的暴力想象到此戛然而止，长出了一口气，“咳 ──”坐回到床上。放下“屠刀”，虽没立地成佛，但心里也隐隐地悟出些什么，随即，一阵莫名的感动。
这里讲的“说说话”，是《现代汉语词典》里对“说话”的第二种解释：闲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聊天。北京话叫“侃大山”，有的地方叫“喷”，也有的地方叫“唠嗑”。相对于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之一、具有浓厚阶级色彩的意识形态而言，说话最本能最直接的表现形式 ── 聊天，似乎更接近于意识对于客观存在的及时反馈，更能屏弃阶级性而回归到普遍的人性。在一个无限度标榜消费主义的时代里，最原始的说话能力、随心所欲地聊天 ── 仅仅是聊天而已，比起大部分由语言衍生而出的所谓精神层面的文本形式和艺术形式，距离物质的内在渴望和需求，显然要更遥远更单纯更精神面一些。
抛开哲学范畴，单以自然科学来看，聊天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异性相吸”的道理。无论是聊天的形式，或是聊天的内容以及内容的多少，都与性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常因听者的性别转换而发生质和量的相应改变。对于男性而言，聊天是宣泄和表现欲的综合体现，更直接、坦白一些。一瓶二锅头、一盘拍黄瓜、一把花生米，就够男人们聊一晚上的。对于女性就不然，聊天的时候，似乎藏着更多的试探和遮掩。而女人们对此也从不否认和排斥。女人说话聊天就像她们腿上套的肉色丝袜，表面看起来和腿是一样的颜色，其实里面盖住了不少腿毛。男人之间的聊天内容，大多和政治、足球有关，水平差一点的，聊女人和汽车，再差一点的，就只能聊金钱和毛片了。女人跟女人聊天最没意思，基本上没有内容，有一搭没一搭的，很多话说了等于没说，好像那些空乏冗长的网络文学，心里还多半存着戒心，就连最好的朋友也不例外，聊天像演话剧。男人跟女人聊，不是色迷迷的，就是道貌岸然、装腔作势，这里说的女人泛指15岁以上、30岁以下的漂亮女人，假设换成男人那一脸横肉的丈母娘，聊天内容的数量会急剧下降的。只有女人跟男人聊，才能聊出点味道、飘出点心绪来，淡淡的，幽幽的，有些凌乱，却很真实。像开头说到的，也像幸福的李云芳，倚在屋子里的那棵树上，对着张大民轻轻柔柔地说：“大民，贫呀，怎么不贫了？”（语出电影《没事偷着乐》）。当然，这是指和自己最亲最爱的恋人或丈夫，若是换了别人，例如仇敌或是某些具有利用价值的男人，那就又当别论。“最毒妇人心”说得未必对，但人心里的狠毒，往往是通过语言来掩饰，从而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的。上网聊天是最有趣的，有时候刚说一句“你好”，对方就恨不得脱了裤子表示“我是男的！”然后再不搭理你。变态一点，起一个女名，找个女孩聊聊，对方也多半迟疑一阵，吞吞吐吐地说：“我也是女的。”这样的聊天带了很强的目的性，男不跟男聊，女不跟女聊，是异性相吸最有力的证明。
我一直都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武器不是小李飞刀或者F16，也不是倚天剑、打狗棒和***，而应该是语言（包括谎言和胡言）── 《史记" 平原君虞卿列传》中说：“毛（遂）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就是最好的例证。我倒觉得语言不但强于“百万之师”，更应该是“百万之师”的统领者和指挥者，所有强悍无情的军队以及他们手中掌控的致命武器，在展现自己无与伦比的威力之前，都是等待人 ── 最无情的人 ── 一声令下后才可山呼海啸地去摧残同类的。
成语“口若悬河”，可彰现语言之气势；“口蜜腹剑”，可窥探其阴狠；“众口铄金”，则表露其魄力。诺言可以锁住心，箴言可以指引路，谎言用于欺骗人，胡言、谣言则可混淆视听 ── “市之无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便是这个道理。
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流，直接而且简洁，人的感情也多半由此显现和维系，胜过一切文字、思想、意识、灵魂上的抽象化交流。唐人孟郊在一首诗里说：“面结口头交，肚里生荆棘。”对由这种口头语言连接起来的感情是否真诚、是否长久提出了怀疑，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作讨论。但相对于其它交流形式，语言的一针见血和简单明了是极具优势效果的。上高中的时候，我曾暗恋隔壁班一个女生，鼓了几次勇气才写了封情书给她。与此同时，我们班的另一个男孩也对那女生展开了追求攻势。我自恃那封信写得古为今用、妙笔生花，定可不占而胜，赢得美人芳心。哪知第二天就收到回信，信里赞美了一番我的文笔后说，很多话她都不太看得懂，让我最好能翻译成白话文再给她看。我气急败坏地用大俗话重写了一遍，却不料当天下午我的情敌就在楼道里当着众多同学的面向那女孩表白了爱意，说的话又俗气又露骨，手里的玫瑰也蔫蔫得没什么水分，可那女孩却一副感动的神情，立刻投怀送抱了。我在没人的地方把那封没送出去的情书当煎饼吃了，然后安慰自己，这样俗气的女孩不值得我去爱。但我还是吸取了这件事的教训，从此以后，我以“九品芝麻官”为榜样苦练嘴皮子，再不写情书了。
荀子云：“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以言，深于矛戟。”可见语言的威力和作用。因此很久以前有个女歌星，才会执拗反复地去追求一个爱人口头上的承诺：“说吧，说你爱我吧．．．．．．”不知最后她有没有如愿。几乎所有陷在爱情里的女人，都喜欢听“爱老虎油”，但她们心里却比谁都清楚，那未必是发自内心的。其实，说了又能怎样？难道仅凭上下嘴皮一碰，爱情便当真会天长地久地永远保鲜吗？恐怕不见得 ── 若果嘴皮子真有这保鲜功能，那冰箱厂岂不是都要倒闭？── 更何况，如今的男人撒谎就像放屁，说话纯属声带活动的连锁反应，与大脑思维根本没有关系，说来就来说去就去，出尔反尔口不对心。比放屁更吝啬的是，他们连气味都不舍得留下一丝。
但是不可否认，“巧言令色”往往是人们最爱听、最想听、也最心甘情愿听的。多少人深受其苦，却依然乐此不疲。时代无论如何进步，一些千古流传的“说话方法论”都是亘古不变的。
理论一：嘴上说的不一定是心里想的。
理论二：嘴上说的一定不能是心里想的！
实践：如果一个你认为最没本事、平常最看不起、既有狐臭又有脚气的朋友，忽然有一天发了大财，购置了房产还买了“大奔”，你去道贺的时候自然应该是满脸堆笑，拱手作揖：“很好、很好、不错、不错”── 尽管有可能一路上你一直都妒意满腹地和朋友们讨论着这些钱来路不明，但见了面也不可能张嘴就劝人家去自首，至于“砸大奔”这样的壮举，更是只能在脑子里重演了。
依次类推：通常情况下，身高小于“根号2”的女人，我们要夸她“小巧玲珑”，模样长得赛过毕加索油画的，要赞美她“身材好、有性格”；一个男人假设头发短，要说他“精神”，头发长，要赞他“酷毙”；一个人手糙，要说他“爱劳动”，手细，要说他“会保养”；一个人3个礼拜不洗澡，满身跑虱子，那叫“忙于事业、不修边幅、为生态平衡做贡献”，一天洗3次澡的人，那是“注重仪表、严于律己、向男女大同迈出坚实一步”．．．．．．
也许只有那些不需要给上司、客户、长辈拍马屁的古圣先贤们才能参悟到“说西施之美无益于容，道尧舜之德无益于治”这样的大道理。世俗之人，对假话、空话、大话的喜爱，尤胜逆耳忠言，这是不争的事实。
“嘴”的功能除了吃饭、接吻，就是咬人和说话。只有庸人才会张开嘴用大板牙去咬人，高人往往借说话来咬人，而且每咬一口都深中要害。人们把嘴在说话（咬人）过程中的地位看得至高无上 ── “口者，机关也。”善于用说话咬人的人，嘴更像是机关枪，周瑜便死在诸葛亮的这把“神枪”之下。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像“辩论”这样深受学生们喜爱的“射击”运动，会被奥运会的射击比赛吸纳也未可知。孔子之因此被尊为“孔圣人”，便在于他特别能侃。繁体字中的“聖”字是由“耳、口、王”组合而成的，望文生义，孔子便是“耳口之王”了。
其实，相对于声带、喉咙、舌头而言，说话时，嘴是最微不足道的，但人们还是宁愿相信“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因此聪明圆滑之人都个个守口如瓶，更希望能有世界级门神卡恩、布封之流转会而来，帮忙把守瓶口。古语有云：“一言足以召大祸”，更有苏秦、祢衡因多话而杀身引以为鉴，但是很多时候，多嘴之人不知不觉就会说错话，引火烧身，也就是所谓的“臭嘴”、“乌鸦嘴”，比方下面这个小笑话：
“今天不出所料，办公室的秘书小王果然被调去看仓库了。昨天，我们大家在办公室里瞎侃：小王说她喜欢书法，昨天练毛笔字的时候，她家的小哈巴狗一下把墨瓶碰倒了，正好撒了小狗一头。她妈训她：‘你怎么搞的？把狗头都给染黑了！’小王讲这趣事时，我在余光里发现刚刚染了发的老主任脸色不对。这不，小王为自己说的话‘负责’去了。”
封建时代闭关锁国，对内部人民的镇压却残忍得很，很多人以“莫谈国事”求自保。女人在那个社会里根本没有地位，男人是大官人、大英雄、大丈夫，女人却只能处处以“小”自居，例如嘴、例如脚。女人的嘴其实比脚更惨，脚大，可以包、可以缠、可以裹。嘴大就没办法了，包成个木乃伊，肯定要被发配到埃及去修金字塔。女人的嘴就像当时的社会，以窄小为美。无论当年是“环肥”当道，还是“燕瘦”得宠，有一点可以肯定，“樱桃小口一点点”都是少不了的。小时候听过一个相声，就是讲“小嘴”这种封建观念在现代社会里作乱的，记得不太清楚了，说个大概意思：有一女子去相亲，怕男方笑其嘴大，所以见面说话时处处小心，尽量不开口；男方问她属相，她回答说：“属虎”；男方问她喜欢吃什么，她说：“烤白薯”；男方说昨天在街上见到她，问她干什么去了？她答：“买醋”；男方追问：身边还有个男的是谁？她想了想说：“二叔”；男方再问：去哪买醋？她皱眉说：“百货楼”。由于怕嘴咧得太大，“百货大楼”被精简成了“百货楼”。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现在的人们真应该感到庆幸，这时代宽容了许多（或者说冷漠了许多），无论大嘴、小嘴，只要和五官搭配得当，即便不是“原装”，都可一概地称为美了。好莱坞巨星朱莉娅·罗伯茨便是大嘴美女中的极品。
不会说话的人未必是痛苦的，但有话说不出来、说不清楚，就一定很痛苦。我有个表妹，秀外慧中，从小学到高中学习一直出类拔萃，没让家里人怎么费过心。但小时候说话“大舌头”，牙和嘴唇仿佛锈在一起，好像总粘着块口香糖吐不出来，可没少让舅舅舅妈着急。那时表妹说话，从来都是只认韵母，不识声母，把地铁叫“既且”，管姥姥叫“袄袄”，至今仍被家里人引为笑柄。上小学后，舅妈天天逼着她抱着汉语拼音字母睡觉，加以时日，方才纠正过来。学说话的个中滋味，只有她自己心里最清楚。我还有个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姓郭，外号“蝈蝈”。这“蝈蝈”个子挺拔，人也长得精神，只是不太爱说话，特别是人一多，就变得异常沉默。但该笑的时候也哈哈大笑，该闹的场合也少不了他，绝对不是什么内向羞涩之人。有些女孩不明就里，以为他爱玩深沉故弄玄虚，便出言讥讽。殊不知“蝈蝈”实在是有苦难言，见美女如此误解自己，急着辩解，越急越糟：“不、不、不、不是的．．．．．．”原来，“蝈蝈”是个结巴。还记得他第一次到我家去玩，进门的时候，正赶上我妈准备出去，“蝈蝈”一见我妈，很有礼貌地打招呼：“阿── 阿── ”我妈一笑颔首：“哦，小郭来了，进去玩吧！”开门让他进来，自己便往外走。“蝈蝈”越想说越说不出来，自己跟自己较劲，皱眉闭眼，屏息攥拳，青筋凸起，说话像便秘：“阿── 阿── 阿── 阿姨好！”说完后几近虚脱，抹一把汗，抬眼一看，面前哪里还有人？惊问我道：“哎！你妈怎么不── 不── 不见了？”
── 我妈呀？早坐电梯下一楼去了。
“表达意思”是说话最基本最主要的功能，却也是最艰难的。除去上面提到的先天生理因素之外，习惯的谬误积累也是影响表达的另一方面。人们为了表达意思总要说一些铺垫的话、多余的话、好听的话，这些话就成了废话。有人说“废话”是当今生活的必需品，废话说得好与坏、水平得高与低，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社交能力是否合格，更关系到仕途、命运的顺畅与否。我倒觉得，当“废话”上升到这个层次，当“废话”的用途被简单化、直接化，当说“废话”的目标被明确后，这样的“废话”也就不应该称之为废话了。只有生活里那些无关大局、可有可无的闲话、蠢话，才应算是真正的废话，这样的废话也可以表达意思，但是往往适得其反。北京人见面喜欢说：“吃了吗？”这就是一句超级大废话！就算你刚从W.C里出来，对方没准也会习惯性地问上一句：“吃了吗您？”其实并没恶意，想表达的意思无非就是为了打个招呼。可也不能把排泄物修饰成美食呀！怎么没见您拿着碗筷、作料去厕所里“咪西咪西” 呢？！这点咱不妨学学老外，说一句“嗨”或者“你好”，既简单又文明。
废话最集中的地方在会场。开会的时候废话那叫一个多！校长、主任往台上一坐，捧着手纸状的讲稿，侃侃而谈，口沫飞扬，废话层出不穷，滔滔江水台上来！学生们在台下不准打伞已经水深“耳”热，听来听去又常常不知所云，实在很惨 ── 要想把话说得深奥玄妙，首先得把自己说懵！这是我总结出的另外一条重要的“说话方法论” ── “．．．．．．首先．．．．．．是吧．．．．．．这个．．．．．．其次．．．．．．啊．．．．．．那个．．．．．．下面．．．．．．其它．．．．．．还有．．．．．．最后．．．．．．先讲到这里吧．．．．．．”大家“听”到曙光，激动地正欲鼓掌，只见一瓢冷水又从天而降，“请教导主任再给咱们补充几点．．．．．．”天！耳朵要是可以像磁盘一样，能“只读”多好？！其它场合的会我没参加过，估计情况也差不多。后来听说中央传达了文件，要求各**屏蔽**部门精简会议，可能就是出于开会时废话太多的考虑。
《大家》杂志上刊登过这样一则故事：作家贾平凹到西安车站去接北京的作家莫言，因两人素未谋面，便在一个纸牌上写了“莫言”二字，举过头顶，在出口处转来转去地等。一个上午贾平凹先生没说一句话，好多人直瞅着他也不说话。那日莫言先生因故未到，贾先生迫不得已问一位列车员，XXX次列车到了没有？列车员把他手上牌子翻了个面，说：“现在我可以对你说话了。那趟列车一早就到了。”贾先生这才猛然醒悟到，牌子上所写的“莫言”二字，别人都理解成了“不要说话”。进而叹羡：这两个字真好，可惜被别人先用做了笔名。
我们常因自己的语言表达不清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而心急火燎，在“老外”面前如此，在本国、本民族朋友面前也会有相同的遭遇。有这么个笑话：一个外地人到北京旅游，坐公共汽车时掏出10块钱递到售票员眼前晃悠，“哎！见过吗？！”售票员心中不满，不就10块钱吗，牛什么牛？！但碍于行业规范，压了压火，假装没听见。那外地人不依不饶，继续挑衅：“嘿！见过吗？！见过吗？！！！”售票员火往上窜，掏出钱包寻觅一遍，苦于没有万元、千元大钞长脸，只得抽出一张百元的，挥舞起来怒吼道：“你见过吗？！！！”外地人吓了一跳，随即大笑起来，与他同行的一个北京朋友忙替他解释：“他要买两张到‘建国门’的车票，不是‘见过吗’．．．．．．”
前些日子，长这么大头一回跑到长江以南去玩。在上海，对方言的深奥又多了几分体会。北方人说话大气厚重，声音洪亮，常所以被南方人误解为粗野；而南方方言则像他们自己的园林，细腻温婉，被北方人称为娘娘腔。女孩子说说这样的话平添几分娇媚，让人足可以接受，至于男人嘛，有待商榷（我还想再去上海玩呢）。吴侬软语我是消受不来的，去商场、逛公园、上公共汽车，与别人交流前总要先抛出这样的话：“请您讲普通话，谢谢。”后来有上海朋友抗议，说我讲得并不是普通话，为何要强求他人讲普通话呢？这时才明白，原来自己二十几年来讲得也并非标准的普通话，反正没有《新闻联播》里的播音员讲得标准，最多，只能算是北京话。诸如什么“屁颠儿屁颠儿”、“脚巴丫子”、“后脊宁”这样的京片子，常常说得上海朋友们目瞪口呆，不知所云。
唉，说话，实在是一件很有趣也很伤神的事。
口口声声拼命为自己解释、开脱的人，肯定是做了亏心事，这时的语言就像女人的化妆品、男人脚上的防臭鞋垫，仅起个掩饰作用，最后无非是越描越黑，不说也罢；但是，有些该说的话，总是要有人站出来说的，沉默不能解决问题，不是走向爆发，就是走向灭亡，在这点上，勇揭足坛黑幕的宋卫平是很值得人尊敬的。
有人平常不爱说话，抱着电话却能“煲粥”；有人喜欢在网上神聊，一脱离网络立刻变成哑巴；有人有话不跟家人说，只跟朋友倾诉；有人有话不在当面说，只在背后嘀咕；有人有话不说，憋在肚子里；有人明明没话，偏要找话说；有人想说，考虑了一下，又不敢说了；有人不想说，但迫于无奈，只好胡说；有人说话脱口而出，不过脑子；有人说话顾虑重重，话里有话；有人把真话说成假话，谎言说成证据；有人把妖言说成神话，荒谬说成真理．．．．．．
无论怎样，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如今那许多贪官们表面上的人话都说得正气凛然，背地里做点人事却是难如登天。孔子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话早该改改了，话说得再漂亮，也不及行动之万一，一切语言假设缺少了实践的证明，才是没有生命“行而不远”的。这么说好像有点严肃了，不过好在到了文章的结尾，严肃地总结一点东西出来，有助于我在读者心目中竖立起高大正直的形象。况且我在前面早就总结出了“说话的方法论”，假设我自己都不能运用自如，读者一定会认为我是光说不练的“天桥把势”了。总结如下：
说话是交流最直接的表现形式。说话是艺术。说话是感情的宣泄。说话是你、我、他得以维系的桥梁。把话，说得亲切，说得诚恳，说得不卑不亢，说得言行一致，就好了。至于官场上的套话，商场上的假话，政治舞台上的狂话大话，骗人骗钱骗感情的空话鬼话，还是少说为妙。
── 总觉得那些，不太像人话。